（2023-9-10修改，重新發佈）
👉中國自古以來，自認為處於世界的中心。“中國”這個國名，“天下”這個世界觀，還有其他類似觀念，都突顯這種群體意識。其基調有時因示弱而含蓄，有時因持強而清晰就像現在。但這個群體怎樣持續進步的根本問題解決了嗎？沒有。
👉世界上當然有許多民族、人種、群體或國家，也像中國這樣，沒有解決要怎樣持續進步的問題。但他們不像中國堅持實行過時、反人類文明共識、反現代性的制度與高不可及的世界定位。
👉中國因體量“龐大”，始終自我過度渲染為“偉大”，形成一種群體行為和性格，覆蓋每個場域的思考和行動，其結果交織著龐大、無奈與悲劇。
👉歷史上的中國，甚至在進入最糟糕的國運，都以為永葆昌盛年代。來看看乾隆皇帝與喬治華盛頓的歷史對比。這兩人是同年代的政治人物，都在1799年逝世。但前者高傲而未意識到，其繼承的大清帝國正走向敗亡；後者謙慎而未意識到，其主導構建的美利堅聯邦共和國“三權分立”、“民主立憲”，是人類史上最佳且可行的民主政體之一。
👉在2019年底，開始發生於中國武漢和周邊地區的新冠病毒疫情，傳播到全球幾乎每個地區和國家。這是人類史上受危害的人數最多，受打擊的區域最廣的病毒大流行。任何國家（包括中國）、任何人（包括中國人）不管有沒有被病毒感染，每天都承受著很大的不便和痛苦，不僅是生命損失和經濟損失。這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大災難之一。
👉全球社區有許多人和國家，從未對中國的政治有偏見。但中國統治者推卸其導致病毒疫情發生的全球責任的政治宣傳，對世界充滿反人性的迂腐和偏見，似乎把世界每一個國家或個人都當成敵對者。故病毒疫情，出乎意料的突顯了中國在全球平臺上要怎樣持續進步的根本問題。
👉武漢病毒疫情如果開始發生在一個正常國家，當事國可通過透明友好的方式與國際社會溝通，這將大概率取得全球諒解，並共同協商解決全球疫情。但中國越來越不是正常國家，中國統治者針對疫情的發生和全球傳播，自始即對國際社會（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做出各種耍詐、詭異與敵對的舉措——與他們對國內維穩、管控的慣性行為一致。
👉中國統治者知道病毒疫情源起的事實及嚴重性，故極力掩蓋真相（包括病毒源起數據、傳播途徑、感染者與病逝者真實情況）。他們打壓、管控、囚禁知情者，在內部實行准軍事化社會管制，編造虛假資訊迷惑國內與國際社會。他們緊急做一項從未認真做過的醫學研發（冠狀病毒疫苗），並急著提供給一些地區或國家，獲取政治籌碼企圖甩掉疫情全球傳播的責任。他們想盡辦法找其他國家充當代罪羔羊（尤其是美國）。他們急於召開全國慶功大會，為頭號統治者習近平 做不實且過度誇張的正面評價並卸下其政治包袱——無異於公開嘲弄全球社會包括中國。他們把可以包容解決的香港抗爭運動，慣性的變成持久對抗文明世界的政治焦點，還做出諸多愚莽的謀略動作——包括宣揚“人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東升西降”（意思是，東=中國=中國特色的極權政體≠其他東方國家，西=美國=美國的盟友圈=中國之外的所有地區和國家）。
👉從2020初至今的病毒全球變異和擴散，造成連鎖性的政治力量的重組和對抗，大大超出中國統治者的臆想和把控能力。
👉中國單槍匹馬開始跟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尤其是英語系國家和日本的同盟，對抗打冷戰。中國統治者已公開表露不怕打冷戰，也不會是冷戰的輸家，無視在短短三十幾年前，政治體制跟中國一樣的蘇聯東歐集團，在冷戰對抗中解體，正常的分解出至少22個獨立國家（未計算後續分解的國家），不同程度的轉型構建民主政體，還掉轉方向加入北約。
👉在疫情之前，中國統治者有效的模糊了臺灣問題的本質 ，是專制的中國大陸與民主的臺灣的分歧。他們把臺灣問題壓縮在中國內政的範疇（聚焦于文化同源、統獨問題）展開兩岸對弈，而獲得極大的策略優勢。
👉武漢疫情的全球擴散，掀開了臺灣問題的本質，是中國的特色體制與世界民主體制的對抗，贏得更多全球共識，讓中國統治者處於極大的策略劣勢。世界任何國家、臺灣、非政府組織、社區群體、公民，都有正當性參與臺灣問題，因為這是合法的民主制度與“特色體制”在世界平臺對抗的問題。中國“特色體制”就臺灣問題的僵化愚莽立場，已喪失正當性和話語權。
👉再者，中國統治者動用了“香港國安法”來打壓香港民間抗爭，讓“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等於自我否定其“特色體制”的可信度，並抬高臺灣民主體制在全球平臺上的正當性和話語權。
👉在全球局勢變化中，中國統治者慣性的採用加強對臺灣軍事壓力的應對辦法。這就進一步激活全球民主力量 （包括美日同盟、美英澳同盟、美日澳印准同盟的軍事力量），做出更強烈的維護台海現狀的對抗舉措，將之視為維護全球民主體制的聚焦。
👉在疫情之前，中國“特色體制”與世界民主體制，處於雙方都不會進入強度對抗的階段性均衡。但疫情全球擴散，推動雙方（包括以“臺灣問題”為聚焦）進入強度對抗的另一階段均衡。
👉中國統治者從2013年開始，已放棄扮演鄧小平那樣的“韜光養晦”角色。他們（尤其是習近平）自認為處於優勢，已公開表露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臆想其“特色體制”會超越民主體制，企圖解決其專制政權長期（永久）生存的最終障礙。
👉他們構建了一套向其他國家推廣“特色體制”的謀略運作。目前的主要成份有：亞投行、一帶一路、對臺灣及世界華人進行統戰（即中國大一統、反台獨、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球宣傳“特色體制”的優越性（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東升西降、全過程民主）。
👉為挑戰全球民主體制，中共政權在疫情期間已同步實行軍事備戰。主要動作包括：加強獨裁專制對國民生活的全面洗腦和干預，全社會資源回歸國家掌控，加快軍事裝備的研發和生產，實施護照簽發和外匯流出的嚴格管制，宣揚中國不怕打仗一定打贏和武力攻台的合理性，對國民和全世界宣揚反美、反西方和反日的輿論。
👉中共全方位強化其“特色體制” ,包括推動其經濟軍事化，將導致中國在過去三十幾年的經濟改革、政策改良但無政治改革所取得的經濟成長結果，無節制不可持續的濫用、消耗。它已不堪負荷的體制全成本（total institutional cost），加速膨脹至極限。
👉中國“特色體制”長期積累而不解決的政治、法治、經濟、社會、教育等結構性瓶頸，從未停止交互作用並持續惡化，很難繼續被壓制掩蓋。在2018-19年期間，中國統治者已公開擔憂隨時引爆“黑天鵝”與“灰犀牛”的潛在危機。近年加劇惡化的房地產泡沫、全社會債務危機，是許多更大危機發生的預警。
👉中共已啟動它與內部各種利益群體（即使現在還未完全公開）的對峙，亦加速與全球民主體制的對峙（包括未來面對武漢疫情責任的賠償問題）。
👉中國已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有一百多個中低收入（包括一些綜合治理能力和發展條件均優於中國的）國家或經濟體，都墜入“中等收入陷阱”。這顯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難度極高的國家挑戰。
👉面對“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正常國家的執政黨，都得通過選票的考驗，尋求其持續執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然而，中共是通過暴力造反不是通過選票取得統治中國的權力,它不但沒有在中國建立正常國家的意願，還鼓吹各種過時反現代性的政治主張，比如“永遠跟党走”、“江山永不變色”。
👉中共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應對辦法，是操控經濟資訊，製造一種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假像，嘲弄國內民眾與國際社會。但這無助於中共擺脫其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結構性危機。
👉在疫情中進一步走向左傾極端化的中國“特色體制”，究竟會怎樣發展？來看一下歷史。在近一百年，希特勒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與共產黨統治的蘇聯這三個國家，他們各自塑造的政治體制與全球定位，與中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相似。他們都以各自構建的“特色體制”，跟同時期的世界體制展開強度對抗，都失敗了。德國與日本轉變為民主國家；蘇聯潰敗而分解出來的獨立國家，都進入不同程度的民主化歷程。
👉中國統治者自認為其“特色體制”不但沒有被武漢疫情削弱，反而因禍得福，獨家享有了“東升西降”等歷史性的“政治紅利”。疫情全球擴散造成的危害與成本，都更多的轉移給西方世界和其他國家承擔了。但武漢疫情自2022年初開始在中國各地快速攀升，加速全球供應鏈外移，打擊中國經濟，打碎了中國統治者的如意盤算。
👉中國統治者忙著打造“特色體制”更左傾的加強版，要“為世界未來發展指明方向”，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特色體制”與全球民主體制進行強度對抗已開始。接著會發生什麼？
👉世界民主體制，是人類政治文明演變了數千年所創造的共同意志、共識、社會契約與當今的動態均衡，它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熱衷於秀胸肌造成的結果——即使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或一個世紀前的英國那樣強勢的國家。美國或西方國家只是世界民主體制的部份，不是全部。中國統治者拒絕民主擁抱專制，僅代表其特權自身的意志，不代表全民意志。希特勒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共產黨統治的蘇聯不管怎樣夯實它們各自的“特色體制”想取代世界民主體制，都以慘敗告終。
👉如今習近平們構成的中國統治者想用中國“特色體制”來影響其他國家的前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們會驅使中國跟世界民主進行強度對抗，複製蘇聯那樣的慘敗命運。
👉中國自古以來在人類史上自我塑造的龐大、無奈與悲劇的歷史角色，再演一遍。中國，又回到怎樣持續進步的歷史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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