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24修改，重新發佈）
👉中國自1990年代初至冠狀病毒疫情於2019年發生之前約25年期間，取得多種“一次性”的經濟紅利，驅動快速的經濟發展。比如，從農村向城市流入龐大的過剩勞動人口和相應的低成本勞動力供應，放寬人口和相應的就業流動管制，放寬中國民眾出國與跨國交流管制，普遍提高技術與技能教育，搭上了加入世貿組織順風車，大量引進外商和外資介入生產與外貿領域，搭上了全球互聯網關聯產業發展的順風車，快速提升家電汽車等耐用品的需求，住房商品化導致房地產開發遍地開花，幾乎從零點起步普遍開展基礎設施及城鎮化建設，中央及地方政府全力擴大公共投入，獲得大量低成本世界科技的供應包括零成本的侵權盜版。
這些“紅利”在短期內同步發生且相互促動下所造成的“階段性”經濟發展，是中國實行經濟改革 （局部放棄計劃經濟）與政策改良（但沒有政治改革）的結果。
👉中國統治者未意識到，上述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階段性”結果，誤以為“中國特色體制”具有強大的先天優勢（即一黨專政、舉國體制等政治謀略概念）創造了上述經濟發展，故這個發展過程能持續發生。
他們也未意識到，自1980年代初期至今，中國特色體制（作為極權政治的一種歸納概念）僅追求經濟效果沒有經濟效率，是一種系統性的資源濫用與浪費體制，違背經濟規律。特色體制所推動的公共專案都優先考慮中共政權存續的利益，缺乏經濟意義的投入-產出核算，造成天文數字的資源浪費。
👉中國在上述經濟發展最佳階段，沒有做好政治經濟社會全場域的系統性改革，也沒有做好經濟轉型的必要公共政策與管理的更新升級。比如，直到今天，中國仍舊沒有實質的廉政監督，故任何專案的經手官員都能中飽私囊；無實質的責任制，故官員們重複建設或導致爛尾；無民意監督，故官員們熱衷於大而無當的白象工程用以虛構並炫耀政績；最高統治者們則熱衷於落實極盡誇張浪費的世界級專案（比如高鐵系統、雄安新區），對國民洗腦向世界炫耀“厲害了我的國”；還有政策性推動全社會捲入房地產過度開發人人暴富的虛幻中。
👉中國統治者不在乎“特色體制”的資源濫用浪費，他們通過操控輿論與霸道論述，合理化各種違背經濟規律的政治荒謬。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不計後果的追求表面亮眼的經濟統計數據，撐抬一黨專政、舉國體制，蠱惑民眾和國際社會，從未想到政治無底線的狂歡結束後，怎樣收拾殘局。
👉中國“特色體制”長年累月打造的經濟成果不論如何浪費，都計入國民所得增長（也提供給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主要國際機構接受），極有利於每一任統治者及地方官員達到眼前的政治目的（收買民心），但傷害了實質的經濟發展，經不起客觀經濟規律的考驗。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特色體制造成。
👉上述發生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浪費，也發生在其他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但是，這些國家有選舉機制、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社會的壓力與約束，他們不可能像中國這樣做得如此出格且長期無阻。
👉中國統治者以為“特色體制”會永遠延續快速的發展過程，無需經濟轉型的相應改革（等於主觀設定“特色體制”本身已包含經濟轉型的所有要素），亦無視政治改革的必要。
他們其實面對著“一次性”的發展“紅利”用盡，也無法取得新一波“紅利”足以推動經濟發展，但中國經濟並未轉型進入另一階段的發展。他們堅持實行一套過時反現代性的政治體制，不能解決政治經濟社會交錯複雜的長期困境，已束手無策。
👉在疫情之前（特別是2018-2019年），中國社會已普遍擔憂“黑天鵝”或“灰犀牛”式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事件的發生。但上述事件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改革滯後的結果，並非不可避免。比如，面對近年來頻頻爆發的地下金融危機、房地產泡沫危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極權體制總是慣性的打壓異議、掩蓋真相、傳播假相、誤導民眾，不但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故意拖延治理，不斷的壓縮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選擇空間和時機。
👉特別需關注的是，2019年末至2022年末約3年，中國統治者處理冠狀病毒疫情在武漢及周邊城鎮開始爆發與疫情全球擴散的神秘詭異行為，點燃了“中國特色體制” 與“世界民主體制” 的強度對抗並進入冷戰，驅使中國經濟轉向備戰經濟的過度資源消耗，加劇了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為了擺脫疫情期間的經濟窘困，中國未採用任何有實質意義的經濟措施和關聯的法制等配套運行和建設。中國只採用“拆東牆補西牆”、“巧立名目”等應急和變通的手法，直接徵用民間財富、快速虜獲資源。比如，通過宣傳共同富裕、反壟斷、追查偷逃漏稅等手段，激起民粹情緒以脅迫耀眼的互聯網公司/網紅/明星/直播帶貨等有超額利潤的當事人或企業，交出可觀的收入。
中國統治者推動民粹主義越來越暴力粗鄙（包括為戰狼外交喝彩、宣揚對台灣動武），打造其政治凝聚力為經濟軍事化護航，會加劇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面對的上述發展困境，在全球許多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國家中，都因各自國情不同而以其具體方式發生過；只有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即亞洲四小龍）等極少數經濟體/國家，在進入人均中等收入的關鍵階段，能做出政治經濟社會全場域改革及相應的經濟轉型，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經濟發展史從古至今，美國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國家。美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從南北戰爭至十九世紀末），其人口總數從3200萬人，增至7500萬人——即美國1900年與中國河北省2020年的人口總數相等。
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還未出現過任何經濟體/國家，夾帶了超過7500萬的人口總數，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美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後約120年（從20世紀初至今），每一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人口較多的國家（比如日本、韓國、西班牙），其人口總數都比美國在同個關鍵階段的人口總數少了許多。
👉有眾多實證案例可證明，要把人口總數龐大（人均收入中等）經濟體/國家的人均勞動生產力，提升到每個更高水準，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極大的難度尚未克服。這就扣緊了一個重要命題及歷史現象，即每個人口總數龐大（人均收入中等）經濟體/國家，需要更強大有效的政治制度以規劃實行必要的經濟轉型；但都過不了這一關。
中國現在夾帶14億人口，等於美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的人口總數的20倍。中國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功考過了經濟轉型這門必修課嗎？沒有。中國若假裝已考過這門必修課，其實是蹺課，行嗎？不行。比如，因長期實行鐘擺式兩極化人口政策，造成14億人口基數過於龐大，卻過早面臨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老化，年輕且具有生產力的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全社會跨世代保障制度不但支離破碎，且難以維繫；中國嚴重扭曲的“城市-農村二元結構”、“沿海-內陸二元結構”、“黨員-非黨員二元結構”等歧視性政策，持續固化政治經濟社會全場域不平等；龐大勞動力的人均生產力（人均技術水準）提升面對難以克服的瓶頸。這些情況都加劇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
👉疫情後，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都更快進入經濟擴張。中國卻需要為其荒唐的疫情管控（真實確診與死亡率極高）付出高昂的全成本。再者，中國統治者把精力消耗在“二十大”權力内鬥、白紙運動、全球供應鏈加速撤離中國、貿易戰的延續等困境。
中國原有的各種“紅利”用盡，但“特色體制”日趨頑固僵化及國際制裁對抗，無法獲得新一波“紅利”繼續推動經濟發展，反而面臨表面宣揚全球化其實進一步反全球化的種種掣肘（包括內循環、楓橋經驗、貶低英語、戰狼外交、不怕冷戰、宣導長津湖式血腥、渲染國家安全、民粹主義暴力化等態勢），自我構築更多的體制束縛。
👉近幾年，中國統治者打造了“特色體制”的加強版，進入習近平一人獨裁的一黨專政時代。這項舉措，等於向中國民眾與國際社會宣告，中國沒有改革的意願去突破結構性的發展困境。中國統治者陷入崇尚極權體制強大偉大萬能的幻象中，大陣仗的宣揚萬能的習近平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等政治謀略概念。他們持續強化極權統治並認為這樣能創造下一波“經濟紅利”，撐起更高的經濟發展境界。他們甚至要“為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此等無歷史實證與現實依據的政治妄想，不管怎樣舉全國之力去做都不會實現，反而把中國一腳踢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坑裡。
👉中國學術界對於國家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會迎合“特色體制”的宣傳口徑和政治權謀操作，或寫點不痛不癢的文字，喪失能力做有意義的研究和政策參考；中國民眾對此茫然無知；統治者慣性的操控經濟統計資料，裝飾其“特色體制”的門面，向中國民眾及國際社會隱瞞真相、灌輸假相。
👉中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將直接考驗中共“永遠跟黨走”、“江山只有紅色”的權力基礎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中國統治者，不能成就其體制永遠有效的“偉業大業”，而是顛覆其體制的頭號推手。
繼續閲讀👇👇
👉中共“二十大”僅過了100天，見證習近平們加速中南海大搬遷節奏
👉“中共二十大”内鬥及“政變”結果，產生了這7名習近平們“領導同志”；這群世界政治文明的棄兒，將共同演出一段中共/中國命運壞空的悲鬧劇
Leave a Reply